巷子深处，老槐树下，周七姑娘的茶摊总在清晨五点支起。竹椅三五把，粗陶壶里煮着酽酽的茶，雾气裹着茶香，慢悠悠地漫过青石板路。镇上人说，周七姑娘的茶摊开了四十年，风雨无阻，日历翻到红色星期日才歇——那天她要走三十里山路，去县城的聋哑学校教孩子们认字。
茶客多是老街坊。李爷抿一口浓茶，总要说起民国三十八年冬，七姑娘还是梳着长辫的采茶女，在战火里用一篓新茶换回三个伤兵性命。赵阿婆则会压低声音：“她那没音信的男人……说是留在了海峡那边。”七姑娘从不接话，只提着铜壶续水，手腕沉稳，注成一道匀净的弧线，水面刚好离杯沿一分，从不外溢。

茶摊木柜深处，藏着只脱漆的铁盒。某年梅雨季，小学生躲雨碰翻木柜，铁盒滚出——里面没有书信，只有四十三粒干透的茶籽，每粒都用蝇头小楷写着日期，最早一粒写着“庚子年谷雨”。孩子们不懂，老茶客们却突然沉默。那天收摊后，有人看见七姑娘撑着油纸伞，在渡口站到暮色四合。对岸新建的跨江大桥，正亮起星星点点的灯。

去年大桥通车，茶摊歇了三日。再开张时，多了一把竹椅。没人问，七姑娘也没说。只是添茶时，她会望着桥的方向出会儿神。雾气升起时，新来的茶客觉得，那椅背上似乎还留着谁的温度。
茶摊后的老屋山墙上，爬山虎枯了又绿。茶客们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唯有铜壶嘴飘出的白汽，依旧准时在晨光里升起，像在等待什么，又像只是守着这片土地本身该有的、绵长的呼吸。